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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脑计划”有个奇葩的起始，是在科技界纷乱的反对声中才找到“方向”的。2012年初，白宫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希望，基因组学、脑科学、合成生物学和纳米技术等方面的科学家提一个类似人类基因组计划那样的脑科学计划。经过一番酝酿，这些人提出了名为大脑活动图谱绘制（BrainActivityMapping，BAM）的计划，即通过记录各种脑活动中涉及的每一个神经元的每个动作，绘制出第一幅囊括大脑所有活动的详图，其最终的应用包括通过直接改变神经回路中的电活动来改变人脑功能和治疗脑疾病。同年4月，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要启动该计划。这即刻在美国科技界引起轩然。

　　面对批评，奥巴马点名任命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院长柯林斯作为领导，组织协调脑计划，吸收平衡各方意见。此人曾领导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得到了科学家们的认可和各界的赏识。于是，柯林斯组织了由NIH牵头，能源部、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国防部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大型美国“脑计划”。一开始他就做了一件非常出色的工作，成立了一个由有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有公心的著名脑科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他认为，脑计划要做什么、如何做，要由科学家们讨论得出，不能由政府部门制定。在组织了专家委员会之后，他任命了两个科学家做共同主席，一个是德高望重的灵长类认知研究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比尔·纽森；另一个就是对BAM提出尖锐批评的巴格曼教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美国式化解意见方式：你的意见最大，就让你来做主席，参与和主持整个工作的进行。纽森和巴格曼作为共同主席，邀请了20多位世界公认的脑科学不同领域的学术领袖参加专业委员会。

　　为了避嫌，专家委员会成员本人不能申请“脑计划”的基金。委员会还特别提出一个非常创新的组织研讨方法：每次会前先确定一个主题，广泛征集神经科学界对该主题的意见；开会时网上直播整个过程，全美国的科学家们可以看到委员会成员对每个主题的讨论；各地的科学家们还可进行网上互动，提出问题、看法和意见；会后又有书面提意见的机会。经过十几轮这样的讨论，最后形成了美国“脑计划”的定位、方向、目标以及时间表，并将整个计划向全社会公布。

　　特别是，经过反复的讨论，专家委员会决定放弃之前提出的绘制大脑活动图谱的计划。他们认为，在脑科学中还没有一个像“全基因组测序”那样具有明确终点的大科学问题。而在有限的可预见的时间内完成“脑活动中涉及的每个神经元的每个动作”的记录，从技术上看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因此，“脑计划”决定以技术开发为主导，更名为“BRAIN”，即“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划”。该计划将大致遵循先开发新技术、新工具和新方法，再实现从神经元普查、大脑工作动态图像、脑病治疗、人脑研究网络等七大目标。

　　斯沃博达还提出一个观点：对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不应该拿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来衡量，而应看重技术的应用推广范围和速度。为此，所里建立起一套新的神经科学技术科研方式，研究者可以组织所内甚至所外的不同领域科学家，形成临时团队，设立非常具体的目标，开发完成后，团队立刻解散。开发的新技术不能只给自己用，必须要立刻传播给全世界各地，让大家免费使用。开发成功后，团队成员报酬丰厚，但是评价技术的标准只有一个：技术是否被快速而广泛地应用。

　　第三，以目标或任务导向定课题和项目值得借鉴。这种做法在美国“脑计划”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凡表现。目前，美国科研团队正在做鼠的大脑中所有抑制性神经元的形态、电生理、单细胞基因表达谱等研究。这类任务导向性的工作需要较大团队的协作，要运用现代化的项目管理方式，要求有明确而可衡量的目标，紧扣主题而可实现的计划，以及明确的方法和进程时间表。在中国的“脑计划”中，可以考虑一部分“任务导向性”课题，譬如中国人老年痴呆症大脑中单个神经元基因表达谱，以及灵长类皮层连接图等。

　　第四，由科学家而不是政府官员或科技管理人员来定方向，是中国脑科学计划非常需要学习的做法。中国在科研管理上已有长足的进步，但只是在课题已经决定要做，大家申请的时候。在如何立项，如何管理，这些就非常欠缺，早期的咨询不够。如何组织由具全局观念和公心的、有国际学术地位而又还在科研一线工作的战略科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如何让广大科学家通过深入讨论来决定做什么、怎么做；如何来考核评价脑科学计划的成果，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建议多聘请国外的已经参与美国“脑计划”的科学家，进行咨询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