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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某新称，在常某卿与张某春、赵某进、王某军、魏某平、焦作金谷粮棉油购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前，异议人王某新已与被执行人王某军办理了离婚登记，并就涉案房产进行了分割，确定涉案房产属异议人所有；之后，异议人也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转移，并交纳了相应的契税等税收；只是因为涉案房屋进行过改建，与房产证的面积存在差异，故无法完成变更登记。综上，本院将涉案房产作为被执行人王某军的个人财产进行执行存在错误；请求解除对涉案房产的查封，并停止执行对该房产的执行。

　　本院查明，2019年6月10日,本院在执行常某卿与张某春、赵某进、王某军、魏某平、焦作金谷粮棉油购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作出（2019）豫  0823执88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查封了登记在被执行人王某军和案外人王某新名下的房产(房产证号:00007008号-1-2号)。另查明，异议人王某新与被执行人王某军原系夫妻关系；2017年7月28日，双方就离婚事宜达成协议，双方约定，该院查封的房产归案外人王某新所有。之后，王某新到武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对查封房产申请变更登记；由于查封房产的登记面积与不动产登记部门测绘的面积不一致，致使案外人申请变更登记未果（有武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的不予受理告知书和相关发票为证）。

　　该案在审查过程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某新与王某军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王某新与王某军解除婚姻关系及有关财产约定的意思表示真实。根据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 异议人王某新与被执行人王某军原系夫妻关系；2017年7月28日，双方就离婚事宜达成协议，双方约定，该院查封的房产归案外人王某新所有。之后，王某新到武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对查封房产申请变更登记；由于查封房产的登记面积与不动产登记部门测绘的面积不一致，致使案外人申请变更登记未果。王某新案件审查过程中提供的《离婚协议书》《离婚证》等证据,能够证明王某新与王某军两人于2017年7月28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书》已明确将夫妻双方共有的讼争房产归异议人所有。上述《离婚协议书》系两人双方自愿达成,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两人亦已依该协议并经行政机关批准解除婚姻关系。由于该《离婚协议书》签订时间在先,法院对讼争房产的执行查封在后,时间上前后相隔长达几年,王某新与王某军不存在借离婚协议处分财产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据此,王某新与王某军达成在离婚协议中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亦属有效。

　　本案中，关于王某新对讼争房产的请求权的内容问题。根据武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的不予受理告知书和相关发票等证据可知,讼争房产的用地面积为172.8平方米。王某新与王某军签订离婚协议后，王某新即到武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对查封房产申请变更登记；由于查封房产的登记面积与不动产登记部门测绘的面积不一致，致使案外人申请变更登记未果,且王某新及其所生子女也一直实际占有、使用了诉争房屋。因此,王某新对诉争财产至今未办理过户不存在过错。

　　笔者认为，应从债权成立时间、内容、性质及发生的根源上综合分析。本案中,王某新与王某军于2017年7月28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书》,约定讼争房产归王某新,该约定是就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在诉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2017年7月28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书》享有的是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与申请执行人常某卿的请求权在若干方面存在不同,并因此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首先,债权的成立时间尽管并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是在若干情形下会对于该债权能否继续履行以及继续履行的顺序产生影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针对出卖人就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问题明确规定,在均未受领交付且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的继续履行请求权就优先于其他买受人。本案中，该请求权要远远早于常某卿因与张某春、赵某进、王某军等借款合同纠纷所形成的金钱债权。以此类推,在本案情形,至少不能得出常某卿立在后的债权具有优先于王某新成立在前的债权的结论。第二,王某新的请求权系针对诉争房屋的请求权,而常顺卿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诉争房屋只是作为王某军的责任财产成为常顺卿的债权的一般担保。在王某新占有诉争房屋的前提下,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的精神可知,其要求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也应当优于常某卿的金钱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