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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在即，郭沫若校长亲自动手撰写校歌《永恒的东风》。他将写好的校歌送给周恩来总理审阅，周总理改了两个字，把“为建设作先锋”中的“建设”改为“事业”。校歌经周总理审定后，郭老又请来中国音乐协会主席、抗大校歌作曲者吕骥谱曲。郭老说：“我们的校歌得到他的作曲，这就使得我们的学校能够有声有色地继承着抗大的传统。”9月19日，开学前一天，郭老请来吕骥教同学们唱校歌，气氛非常热烈。

　　常有人对科大校歌《永恒的东风》说三道四，有的干脆不屑地说，应该与时俱进，重写校歌。主要理由是，校歌歌词和旋律的时代烙印很深，现代人难于接受。道理好像很充分，可科大人很理智，甚至连改校歌的念头都不会有。原因很简单，任何一所大学的校歌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会与生俱来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没什么好回避的。更何况，科大的校歌极其充分地阐释了科大人的核心价值观和办学理念，50年来一以贯之，从来就没有改变，有什么理由要改变它呢！

　　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大举行成立暨开学典礼大会，副总理在讲话中说：“这种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在一起，选拔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给以比较严格的科学基本知识和技术操作的训练，在三、四年级时，让学生到相关的研究机构中参加实际工作，迅速掌握业务知识，加快培养的进度，以便在短时期内使我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型的科学部门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这将是写在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他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应该是忠实于事业，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的、工人阶级的战士；还应该是既掌握坚实的科学技术理论，又能掌握技术操作方法的全面人才，要是科学与技术密切结合。”

　　更为重要的是，“所系结合”是一种典型的研究型教育模式，它让学生通过创新实践，更加深切感悟到书本上不易领悟的思维方法和科学思想，比知识传授型教育更能有效地培养科技英才。当年02系黄有莘副主任曾在系里推行“拜师活动”，选拔一些尖子学生，提前到研究室对口拜师，说：“去闻闻科学的味也好”。与此同时，“所系结合”也从深层次上体现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必须遵循的共享、互补、高效原则，从而开创了一种在高起点上办高水平大学的全新模式。

　　举个例子吧。张树新女士被评为中国互联网络最有影响的20人之一，她1986年毕业于科大的应用化学系。她曾“痛心疾首”地说，科大的功课很累，化学系的学生要上数学系的数学、物理系的物理。所以，当初离开科大时，她很后悔上大学时没有选择北大。可10年后，当她把化学元素周期表“还”给老师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面对任何事情，总是有非常清晰的逻辑判断，而这正是扎实的数理基础训练出来的。于是，她说：非常感谢科大，这5年对我的思维方法的形成十分关键。

　　科大的“通宵教室”很著名，但那并非上世纪80年代的特产，科大在北京的时候就有了；“不要命的上科大”在那时流传甚广，但那也并非源自上世纪80年代，而是在北京的时候就很著名。比较完整的说法是：“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大意是讲，当时考上清华的多是工农子弟，只知埋头苦读，穿衣戴帽不拘小节；进北大读书的干部子女居多，经常衣着光鲜参加社会活动；而科大，则以功课的“重、紧、深”著名，学风好，学生玩命学习，所以被兄弟院校的同学称作“拼命三郎”。

　　60级校友陈颙回忆说：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傅承义老师亲自指导的。傅老师是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他告诉我，有一篇关于该题目的经典德文文献很值得一读。我说不懂德语，傅老师听后看了我一眼，一言未发。过后的星期五，我向傅老师汇报完论文完成情况后，傅老师拿出了一个硬皮笔记本，上面整整齐齐地写满了英文。原来，他将这厚厚的72页德文文献完整地翻译了出来。傅老师说：“时间太紧，我只把这篇文献从德文译成了英文，你拿去看吧！”

　　科大是有爱生传统的。学生不仅学业上得到老师的悉心教诲，生活上也受到学校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北京的时候，郭沫若校长给春节不回家的学生发压岁钱，用稿费给困难学生买过冬衣被，钱学森先生用稿酬给学生买计算尺等学习用具；到合肥后，学校筹资为学生宿舍安装暖气，有的教师不理解，认为应该先给教师宿舍装暖气。学校说服他们的理由就是：“家里穷，有钱可以买点好东西的时候，你是自己吃还是先给孩子吃？当然是先给孩子吃。在学校，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结果，学生宿舍最先装上了暖气。